【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毒菇先生】公司配资炒股
“斩杀线”一词最近在中文互联网被热烈讨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看法。
2023年，我的肩膀骨折了。这并非危及生命的重伤，但却足以让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穿衣、提物、安稳睡觉，甚至开门，都需要不断适应。由于我一直旅居国外，加上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候诊名单本就冗长，我被告知，返回英国后可能需等待数月才能得到适当治疗。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只有不确定性，有时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不亚于伤势本身。
此类经历迫使人们思考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当生活出现变故，那些本应给人们生活兜底的福利系统，若无法迅速地作出反应，会发生什么？
年薪45万美元的美国前Meta工程师失业半年沦为流浪汉的故事，引爆中文互联网，也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中文里“斩杀线”这一游戏术语，美国人对应的是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意指资产受限、收入有限、但处于就业状态）。
美国媒体承认，斩杀线真实存在，而且这个线的门槛正在被抬高。美国PNC银行发布的2025年《财务健康报告》显示，大约67%的美国人处于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金融服务公司Bankrate的调查发现，约59%的美国人无力承担1000美元的突发开支。“斩杀线”不是统计意义上的“贫困”线，却是现实中长期处于财务悬崖边缘，一旦面临失业，再若有疾病雪上加霜，可能一夜间从一个年薪45万美元的程序员，沦落为街头流浪汉的红线。
展开剩余90%（ALICE Threshold）是一套用来重新定义“经济脆弱”的社会衡量框架，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工作”并不等于“能维持体面且稳定的基本生活”。这一概念由美国新泽西北部的 United Way of Northern New Jersey 于 2012 年系统提出。
ALICE这条界限在西方社会很少被明示，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旦越过，即便生活没有一夜崩塌，想要翻身也会变得非常困难。每一次延误都蹉跎不起，每一次挫折都带来更大的风险。
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的两大西方福利体系是如何划定这条界限的。两种模式常被描绘成道德上的对立面：美国模式被刻画为严酷且市场导向，强调个人责任和有限的国家支持；英国模式则被形容为普惠且人道，建立在集体保护和不让任何人跌落太远的承诺之上。
然而，这两种福利模式如今都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它们能可靠地保护一部分人，却让另一部分人暴露在风险之中。福利保障分配不平等，一旦有人滑落至斩杀线以下，回归正常轨道的路径就会变得狭窄、缓慢，甚至完全封闭。差异不在于福利是否存在，而在于福利多久会耗尽、机会不均等为何会发生，以及当人们跌至“斩杀线”边缘时会发生什么。
美国福利：严酷且市场导向
在美国，最重要的福利问题通常无关医院或医生，而是关乎收入、食物、住房和生存。
美国福利制度的核心在于各种福利终止线（cutoffs）。美国的福利支持确实存在，但它是有条件、有时限的，并且各州情况不一。当有人不幸击穿福利中止线，负面后果可能接踵而至。这便是美国福利故事的起点。
1）从雪中送炭到资金被普遍挪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实行一项名为"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FDC）的联邦现金福利计划。该制度虽有严重缺陷，但作为一种法定权益尚能较好运作。如果一个家庭符合资格标准，法律上政府必须提供援助。当失业率上升或贫困加剧时，福利支出会自动增加。
然而，这项保障在1996年终结。
当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案》（《美国慈悲法案》）。该法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取代了AFDC。克林顿将这项改革定位为：福利应是临时性的且以工作为中心，并提出福利应成为"第二次机会，而非生活方式"的口号。这一转变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计，使克林顿既能抵御共和党对福利制度的攻击，又能迎合那些认为原有制度助长懒汉、让有工作的美国人背负不公平负担的选民。
克林顿签署《美国慈悲法案》鼓励更多人工作，杜绝养懒汉，但是却导致一些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
这一政治妥协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福利。现金援助不再是一项权利，而变成了有条件、有时限，且很大程度上由各州掌控的援助。
TANF通过每年约165亿美元的固定联邦整体拨款提供资金，这笔款项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实际价值并未增加。各州必须提供配套资金，但在资金如何使用、发放给谁，以及何种条件下发放拥有广泛自主权。
这种设计在经济衰退期影响最大。当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时，需要帮助的人数增加，但TANF的资金并不会随之增长。与早期福利计划大为不同，它不会因应危机而自动提高福利费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政府越来越多地将TANF资金从直接现金援助转向其他用途。联邦报告和国会分析显示，目前仅有约四分之一的TANF相关总支出用于贫困家庭的直接现金支付。其余部分用于儿童保育补贴、工作项目、行政开支，或用于支持各州的其他优先事项。
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实际效果很简单：主要的现金福利计划常常根本不提供现金。
时间期限限制也加剧了这种资源稀缺。联邦规定大多数家庭一生中获得联邦资助的现金援助不得超过60个月，许多州规定的时限更短。一旦时限用尽，无论情况如何，福利都可能终止。疾病、疲软的就业市场或住房短缺都不会让这个时钟暂停。援助并非平缓递减，而是戛然而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有子女的贫困家庭能获得现金福利。如今，这一比例已急剧下降。全国范围内，每100个贫困家庭中仅有约20个获得TANF现金援助。在几个州，获得援助的家庭不到10个。
由于TANF由各州主导，结果差异巨大。有些州覆盖面较广、福利较高；另一些州则福利极低、资格限制严格且行政障碍重重。在亚利桑那等州，大部分TANF资金已被从现金援助转向其他州政府服务。
当人们的生存依赖于州政府的福利政策时，各州政策差异会促使人们搬家。弱势家庭和个人常常从福利供给最少的州，搬迁到被认为更容易获得援助的州。蓝州和大城市中心通常提供更广泛的医疗补助覆盖、更少的行政障碍、更强的租户保护以及更全面的无家可归者服务。
搬家并非为了舒适或机会，而是出于生存。可见的结果是，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在洛杉矶、纽约等城市集中显现。这些城市因帐篷营地、过度拥挤的收容所和不堪重负的社会服务而受到全国关注，常被描绘为地方政策失败的典型例子。
纽约街头无家可归者图源：Todd Maisel
实际上，这些人群在一个碎片化的国家体系中充当了压力阀。当各州福利支持不均衡时，人们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迁移。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吸收了其他地方产生的困难，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联邦资金来匹配涌入的需求规模。
美国的福利终止线不仅在个人层面运作，也在地理层面运作。一些地方承担了苦难，而其他地方无需直面这些问题。
2）福利并非安全网，而是有条件限制的系统
食品援助同样是有条件的，且很不稳定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俗称食品券）比TANF规模更大、反应也更灵敏，但它也常成为政治反弹的目标，尤其是一些将食品援助视为其上世纪90年代试图拆解的福利国家现代翻版的共和党议员。资格规则、工作要求和福利水平频繁变动。行政延误或漏过复核可能导致福利突然中断。
对于生活在边缘的家庭，后果是立竿见影的：人们不得不减少餐食，父母吃得少以便孩子能吃饱。饥饿是突然出现的，而非逐渐加剧。
美国的饥饿问题很少是由食品短缺引起的，往往是由终止线造成的。总而言之，美国福利体系并非一张广泛的安全网，而是一个旨在限制（政府）责任的、狭窄的、有条件限制的系统。支持存在，但很微薄；帮助存在，但会到期；援助存在，但取决于地理位置、文书工作和政治容忍度。
这就是美国的福利“斩杀线”。并非资源不足，而是制度设计使然。当福利失效时，医疗保健成为下一道防线。当收入来源被切断，医疗保健成为下一道，也常常是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那些储蓄耗尽、面临饥饿或失去稳定住房的家庭，疾病的到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叠加在已有的脆弱性之上。在美国，医疗保健非但未能修复这种脆弱性，反而常常加剧这种困境。
3）美国的医疗体系：贫穷的美国人，疾病变成了与保险公司的谈判
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年支出超过4.8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8%，人均成本是其他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然而，在你亟需之时，获得适当的护理却并非必然。治疗不是自动根据诊断来的，而是根据保险覆盖范围和事先授权而来。许多检查、专科转诊、药物和手术都需要保险公司批准才能进行。
对于拥有全面私人保险的富裕美国人，医疗保健通常进展迅速：预约能得到保证，专科医生可以接诊。高成本存在，但他们能够毫不费力轻松负担。
但对于较贫穷的美国人，疾病变成一场谈判。护理在审批复核中被延迟，理赔被拒绝或质疑，上诉消耗着本就稀缺的时间和情感精力。
医疗债务影响着数千万家庭。许多有保险的美国人仍因自负额和共付额使得治疗无法负担而避免就医。疾病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更成了一种财务威胁。
对于富人，疾病是种不便；对于穷人，则是可能永久改变其生活的颠覆性事件。
2024年12月，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高管布莱恩·汤普森在纽约市遭枪击身亡。路易吉·曼吉奥内因涉嫌此案被捕并被起诉，目前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
保险公司高官被枪杀，吊诡的是，案件杀手被赐予现代罗宾汉称号，获得广泛同情。X截图
这起犯罪行为本身不可饶恕，但值得关注的是公众反应。网络讨论集中聚焦医疗保险行业，许多人提及索赔遭拒、审批拖延的经历，以及“保险公司掌握治疗生杀大权”的切身感受。这些声音无关意识形态，而是生活现实的折射。
该案件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并非为暴力开脱，而是揭示了深层的无力感。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医疗保健就像永远站在悬崖边缘——一次拒赔或延误，就足以让家庭从安稳坠入危机。
英国福利体系：普惠但低效
英国福利体系始于不同的道德本能：它旨在普惠所有人。
美国体系划出明显的界限，让人快速跌落，而英国体系则起到缓冲作用。但现实情况是，仅有保护而没有足够的能力，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失效。
英国主要的工作年龄福利计划是“通用福利”（Universal Credit）。其设计初衷是简化福利，确保人们总能通过更多工作来改善生活。
实际上，人们常常感觉并非如此。随着收入增加，福利会被逐步削减。对于许多低薪工人，额外工作工时在扣除各项后，每周实际收入仅能小幅增加。更高的住房成本和交通费用常常抵消了大部分收益。
人们得到的支持足以避免崩溃，却不足以推动前进。
“食物银行”的使用量在过去十年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并非失业者，而是有工作的人。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微弱的工资增长、以及收入支持的延迟或减少，意味着对许多家庭而言，福利不再能预防危机，而仅仅是推迟危机。
随着财务压力累积，健康成为下一个崩溃点。身心压力加剧，一些原本能在工作中应付的病情变得难以维持。此时，人们不仅需要收入支持，更需要其工作能力已下降的官方认可。
2025年12月，英国医护人员街头游行，要求给富人加税，提高对NHS的财政支持
与疾病和残疾相关的福利，旨在保护那些健康确实影响工作能力的人。对许多人而言，这项支持至关重要，能防止陷入极端困境。但对这项福利的依赖规模已急剧增长。根据英国政府和独立财政分析，每年在病残福利上的支出已达700亿英镑，使英国成为欧洲在工作年龄健康相关福利方面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种增长不仅源于健康结果恶化，也源于评估积压、有限的康复途径，主要针对部分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作能力丧失或者能力波动者。实际上，疾病福利常常默认地变成了长期依赖。脱离福利支持在财务和心理上都有风险，而在经济不确定时期，留在福利体系中反而能提供稳定的生活。
对于一些申领者，特别是在低薪地区或工作不稳定的市场，将疾病福利、住房支持及相关权益加总，其价值在计入通勤、育儿和工作不稳定性后，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现有工作的税后收入。
在此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并不能明显改善生活水平，留在福利体系中感觉更安全。这并非悬崖峭壁，而是一处狭窄的夹缝（ledge）。人们得到了保护，却未能重新接轨（社会）。
英国福利国家的核心是NHS。医疗保健点对点免费，疾病不会立即引发财务崩溃。这仍是一项深远的成就，失败在于服务提供。
到2025年末，NHS的候诊名单仍处于历史高位。数百万人等待治疗、专科咨询或诊断程序。延迟不再以天或周计，而是以月、有时甚至是年计。英国的医疗护理并非按价格配给，而是按时间配给。负担得起私人医疗的人越来越多地绕过排队，负担不起的人则只能等待。
对患者而言，这种延迟并非抽象概念。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带着疼痛、活动受限和不确定性度日。病情在预约推迟中恶化，康复速度受限于等待时间而非医疗极限。
这形成了一种更悄然的阶层分化：并非“有”与“无”的对比，而是“快”与“慢”的差异。对一些人，救治迅速到来；对另一些人，救治却遥不可及，悬而未决。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而非医护的缺失，定义了英国的福利终止线。人们并非被推下悬崖，而是被留在边缘漫长等待。
结论：两种体系，一种失败
在如何照顾其公民方面，美国和英国常呈现为对立面：一个依赖市场、保险和严格限制；另一个依赖普惠性、公共供给和集体责任。
实际上，两国制度如今面临同一个问题的困扰：它们令人们失望，并非因为没有支持，而是因为它会耗尽、来得太迟、或无法托举人们走向更好的方向。
在美国，福利骤然终止，现金援助到期，食品支持中断，医疗保健被延迟或拒绝。当人们不幸越过斩杀线，命运的跌落是迅速的。饥饿、债务和无家可归迅速出现，若没有财富或地理上的优势，康复变得困难。这种境遇界限分明，一旦越过，几无缓冲。
在英国，界限更柔和，但后果同样严重。福利防止了立即崩溃，但往往未能开创前进之路。低工资榨干了工作的回报感，疾病福利默认成为长期状态，医疗保健虽可用却往往被延迟。人们并非被推下悬崖，而是无奈地被固定在原地，等待。
这种差异很重要。一种体系滋生愤怒和对抗，另一种滋生顺从和无声的沮丧。但两者以相同的方式分裂社会：有资源者快速恢复，无资源者则持续暴露于风险、延误和不确定性之下。
笔者在本文开头描述的经历并非特例，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非被拒绝治疗，而是不知就医何时到来；并非一夜陷入危机，而是生活热情随着等待而逐渐消弭。
这便是现代福利失效的模样。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福利是否存在，而是它在人们最需要时是否有效，以及它是否仍能提供重返稳定生活的路径，而非仅仅将人们推至崩溃边缘。
在这个问题得到解答之前，有关懒惰的申领者、贪婪的保险公司、低效的官僚机构的争论，并未触及更深层的问题。
这两种体系如今都划定了无形的界限，决定着谁的生活能够承受延迟、冲击和不确定性，而谁的生活不能。一旦越过，要想让生活复位，要比触及斩杀线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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